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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孫偉林在最新一期《瞭望》新聞周刊撰文指出，我國社會組織總體上處在發(fā)展的初級階段,，影響社會組織健康發(fā)展的思想觀念,、體制機制、法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,，應當加快修訂《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》,、《基金會管理條例》、《民辦非企業(yè)單位登記管理條例》等法規(guī),，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的制度環(huán)境,。
孫偉林局長談到的影響社會組織健康發(fā)展的諸多方面的問題,，最突出者莫過于同期《瞭望》新聞周刊另一篇文章分析的社會組織的身份尷尬——作為區(qū)別于政府和企業(yè)的“第三部門”，中國的社會組織近年數量激增,，但大多數只能游走在灰色地帶,，未能取得合法的身份。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,，在目前致力于艾滋病防控的400多個社會組織中,，絕大多數都沒有得到民政部門批準和注冊。
之所以如此,，是因為按照現行的“雙重管理體制”,，登記管理機關（主要是民政部門）和業(yè)務主管單位分別對社會組織行使監(jiān)督管理職能，社會組織要在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注冊,，必須先找到一個政府部門或其授權的組織作為業(yè)務主管單位,，否則民政部門不予批準。但是,，要找到一個業(yè)務主管單位作為“婆婆”,，有時簡直比登天還難，一些社會組織只好暫時放棄登記注冊,，先以一種“不合法”的狀態(tài)運作起來,。
現行“雙重管理體制”有一個邏輯前提是，社會組織從事的活動可能帶來各種難以控制的風險,，因此必須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(jiān)管,，對那些可能產生風險的社會組織不予發(fā)放“準生證”。其實,，社會組織可能產生的風險往往被人為夸大了,。西方發(fā)達國家的經驗和中國十余年來社會發(fā)育的實踐表明，社會組織在社會事務管理中的功能與地位不可或缺,。特別是在由傳統(tǒng)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,，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，社會利益不斷重組與分配,，政府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,，社會組織參與進來，可以有效分擔社會管理責任,，在政府與市場之間,、政府與普通公民之間充任中介角色，起到協(xié)調和緩沖的作用,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結果,，不但不會影響政府的權威和社會的穩(wěn)定，反而將有助于減輕政府的壓力，緩解社會矛盾,，使社會結構趨于合理和穩(wěn)定,。同時，對于社會組織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,，必須通過法治手段予以解決和規(guī)范,。
我們看到，受“雙重管理體制”的限制,，大批社會組織不能在民政部門合法登記,，于是被迫以工商登記的形式尋求合法注冊（為此須按企業(yè)的標準繳納工商管理費用和納稅，無端加重了組織運作成本）,，或干脆放棄登記,，以“非法”形式開展活動（為此面臨著隨時被取締的命運）。如果要說“風險”,，“雙重管理體制”抬高了社會組織的登記注冊門檻,，客觀上催生了大批“非法”的社會組織，后者既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務,，也不便接受來自政府和社會的監(jiān)管,，由此倒真可能引發(fā)各種社會風險。
十七大報告在論述“發(fā)展基層民主,，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”時,，提出“發(fā)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、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,，增強社會自治功能”,；在論述“完善社會管理，維護社會安定團結”時,，提出“重視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”,。在各級政府越來越重視發(fā)揮社會組織積極作用的現實語境下，改革現行的“雙重管理體制”,，放寬對社會組織的注冊限制,，使大批社會組織從“非法”轉為合法，從“地下”走向陽光,，既可以充分發(fā)揮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用,，又能將社會組織納入政府服務和監(jiān)管的范圍，促進政府組織與社會組織的優(yōu)勢互補,，實現興利除弊與社會善治,。
社會開放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艾滋病防控,、救災扶貧、環(huán)境保護、公民維權等社會治理領域向社會組織開放,，是社會開放的題中應有之意,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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