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,、改革家。其“以義理財”思想對今日改革仍有有許多可取之處,。
“貴義賤利”是儒家傳統思想教條。封建統治者把歷史上以理財而卓有成效的人,，罵成是“聚斂之人”,。于是理財成了聚斂的同義詞。王安石則認為：“政事所以理財,，理財乃謂義也,。一部《周禮》，理財居其半,，周公豈為利哉,？”也就是說：“義”和“利”是可以一致的。理財可以是合乎正義的行為,，不能認為理財總是違背義的,。所以他又說：“利者義之和，義固所為利也,�,！崩碡斒橇母瑖业母鞣N活動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,，只要不是竭澤而漁,，就是“以義理財”。
熙寧二年二月,，制置三司條例司在建議實行均輸法時,，把王安石的“以義理財”的觀點和原則，闡述得更加明確：“蓋聚天下之人,，不可以無財,，理天下之財，不可以無義,。夫以義理天下之財,，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，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,；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,；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�,！睂嵭芯敺�,，就是稍收富商大賈遠銷斂散之權以歸之公上，從而達到“省勞費,，去重斂,，寬農民”,、“國用可足，民財不匱”的目的,。以后在新法推行過程中,，王安石又明確對宋神宗說：“至于為國之體，摧兼并,，收其盈余以興功利,，以救艱厄，乃先王政事,，不名為好利也,。”因此,，王安石堅定地認為：“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”,，也就是說取之“天下”而又用之天下，取之有道,，而用之又能“均節(jié)財用”,，就是為義了。
筆者以為,，值得著重指出的是王安石“以義理財”的基點是生財,，即發(fā)展生產，在他做縣官時就認識到了這一點,。他在《與馬運判書》中寫道：“嘗以為方今之所以窮空,，不獨費出之無節(jié)，義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,。富其家者資之國,，富其國資之天下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……今闔門而與其子市,，而門之外莫入焉,，雖盡得子之財，猶不富也,。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,，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，直相市于門之內而已,。此其所以困歟,！”他首先指出北宋王朝“窮空”的原因，不僅在財政支出沒有節(jié)制,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失生財之道,，生產太少。其次,，他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開源,，是“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”,，開發(fā)自然界的資源。第三,，他指出近世之言利者,，采用的是“有國者資之天下之術”，這樣的方法好比是關起門來和自己兒子做生意,，“雖盡得子之財,，猶不富也�,！蓖醢彩呀浾J識到,，聚國之財富于一家或聚天下之財富于一國,，都是財富的再分配,，并不能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，理財只能是聚斂,，這種“富其國者資之天下”的方針,，只能導致國之“窮空”。
嘉祐四年,，王安石在給宋仁宗的“言事書”中又重申了這一觀點,，他說：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,，自古治世,，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�,；荚谥呜敓o其道耳……人致己力,，以生天下之財，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,，殆以理財未得其道,。”理財有道,，就是在生財上用功夫,，在生財的基礎上理財，所以他又說：“政立則所以富之,，富之,，然后賦貢可足�,！鄙a發(fā)展了,，社會財富增加了，同樣的稅率就可以取得較多的稅額,，這就是王安石所期待的善于理財者的“民不加賦而國用饒,�,！碑斎唬前逊鲋厕r業(yè)生產作為其理財的基本環(huán)節(jié)的,。
王安石“以義理財”,，還體現在他的支出觀和節(jié)用觀上。支出用在興修水利,，救濟災困,，發(fā)展生產方面就是以義理財。支出如果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,，就是不義,，就是聚斂之臣，他早年寫的《風俗》一文中說：“天地之生財也有時,，人之為力也有限,，而日夜之費無窮，以有時之財,，有限之力,，以給無窮之費。若不為制,，所謂積之涓涓而泄泄浩浩,，為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�,！彼珜А熬又扑滓詢�,，其弊為奢”，他反對奢侈浪費,，把“均節(jié)財用”也列入“以義理財”的范疇,。這些觀點無不對今人有所教益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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