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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“3·15”,，昨天又是“3·15”。每到3月15日,，消費者總是期待媒體、政府為自己維權,，討回公道,。于是，消費者維權,，不知不覺成了“被維權”,。
的確,，消費者個人向大企業(yè)叫板,，無論是時間、財力,，還是專業(yè)知識上,，都處于劣勢。以央視曝光的克萊斯勒4S店虛報汽車配置案為例,，2010年1月,，北京消費者董先生在中進道達汽車銷售4S店里，以高出“運動版”3萬元的高價,，購買了一輛Jeep指南者“限量版”,。當時店方宣稱，“限量版”價格貴,，在于它有“前排座椅輔助側氣囊”等兩項配置,。但董先生購車后，發(fā)現(xiàn)車上根本沒有這兩項配置,。
董先生要求裝上這些配置,，店家拒絕；董先生要求換車,，店家還是拒絕,。于是，董先生狀告4S店欺詐,。官司打了兩年,，董先生實在拖不起,，無奈與店家和解，接受6萬元補償,。
這樣的消費者維權困境,，相當普遍。傳統(tǒng)的民法調整的是“平等主體”間的權利義務關系,，但進入工業(yè)化時代之后,，消費者與銷售商之間的地位，就不再“平等”了,，所以過去一百多年時間里,，各國消費者開展了形形色色的抗爭，通過立法,、消費者維權組織,、公益訴訟等方式，將向商家傾斜的天平撥正,。1984年,，中國消費者協(xié)會成立。以1994年施行的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為標志,，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正式拉開序幕,。
消法著名的第49條規(guī)定：受到欺詐的消費者有權要求“退一賠一”。其立法目的是設置一個激勵民間維權的法律機制,，以扭轉消費者所處的劣勢,。但近年來“退一賠一”的尚方寶劍，卻越來越難以發(fā)揮作用,。
去年9月,，一名外地男子帶著公證員，在南京一家煙酒店買了五箱假茅臺,，經(jīng)鑒定確為假酒,。該男子要求“退一賠一”，遭拒后告上法院,。但販假酒的老板辯稱：該男子購酒的目的不是為了消費,，而是為了打假，不能適用消法,。販假的老板,，出于自保的目的這么辯解還好理解，奇怪的是不少地方的消協(xié),、工商部門,、法院，也對消法做機械解釋,，認定“專業(yè)買假人”購買假貨的舉動是為自己謀取利益,，“知假買假”不受消法保護,。甚至有的法院還把這些人“識別”出來，把案子弄成“撤訴”,。南京這起假茅臺案,，最終是做“撤訴”處理的。
“知假買假”的算不算消費者,？參與過《合同法》等重要法律起草的我國民法權威王利明教授多年前就做過權威闡述：消法第49條的懲罰性賠償,，可以刺激和鼓勵廣大消費者與不法銷售者作斗爭。他指出,，消費者人數(shù)眾多,，所形成的對假冒偽劣商品的銷售的監(jiān)督力量是巨大的，這種作用一旦被發(fā)揮出來,，是任何政府執(zhí)法部門所不可能具有的,。即使是“知假買假”，也是一個消費者自發(fā)性主張權利的行為,，認可此種行為對社會沒有什么損害,，相反，社會會從中受益,。
不少地方的職能部門對職業(yè)打假,、消費者維權的舉動，或是怕出亂子,，或是為減少本單位的工作負擔,，而人為地“敏感化”了,。其實,，這只是把矛盾推出門，不是要解決問題,，而是深埋問題,。一方面，近年來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日益突出,，食藥監(jiān),、工商、質監(jiān)等部門工作壓力日益加大,，不時“掛一漏萬”,，導致食品安全事故發(fā)生。另一方面,，食品安全,、商品質量與億萬計的消費者自身利益息息相關，他們有動力監(jiān)督生產(chǎn)商,、銷售商,。
關鍵在于,，要由政府設計便捷通暢的維權渠道�,！断M者權益保護法》規(guī)定的“退一賠一”,，《食品安全法》規(guī)定的“退一賠十”，都是有效啟動民間監(jiān)督力量的機制,。但個別部門出于不必要的顧慮,，擔心消費者維權運動演變?yōu)樯鐣环�(wěn)定因素，對消費者的集體維權,、集團訴訟之舉杞人憂天,。
缺乏靈活的消費者維權團體，在大規(guī)模商品缺陷事件中集團訴訟難以啟動,，這造成中國的消費者總處于“被維權”的困境中,，難以形成合力向壟斷國企說不，難以震懾無良商家,。這也導致更多的商品監(jiān)管責任壓到職能部門的肩頭,。
問渠哪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,。要讓今后的“3·15”不再成為消費者的“被維權日”,，就要放手發(fā)揮消費者的主動性，放手讓消費者主動維權,，以發(fā)達的民間組織,、公益訴訟，形成對于商家的有效震懾,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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