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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由賣菜難讓各方把目光投向物流業(yè)過高的成本,；由關注物流業(yè),，進而讓大家再次關注到過高的路橋收費。
前一段,，有媒體做過一次體驗式采訪,，記者隨機跟一輛物流大貨車從成都到北京，結果發(fā)現(xiàn),，車主辛辛苦苦跑了37小時,，不僅沒有賺錢反而賠了錢,。據(jù)記者給車主算賬，這趟活拉了25噸家具（車輛荷載30噸,，因此未超載）,，收運費10200元。行程當中花去油費6100元,，交過路費4972元,，被罰款500元，不包含司機吃喝住宿等費用,，硬成本支出就11572元,，凈虧1372元。其中過路費已經占到總成本的將近一半,。
類似的體驗不僅僅記者做過,，有位全國人大代表在今年兩會上也反映了相同的情況：由于過路費過高，從大同拉一車貨到天津,，不超載,、無違規(guī)的前提下，凈虧3200元,。
這些數(shù)據(jù)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,，在高昂的過路費和日益升高的油價的雙重壓力下，司機要想生存,，就只剩下超載一條路（在大家已經抱怨物流成本高企的情況下,，提高運費顯然不具現(xiàn)實性），司機超載已經不是為了多賺錢,，而是為了不賠錢,。這也是這么多年來，在全國因超載發(fā)生了那么多惡性交通事故的前提下,，在公路部門,、交管部門不遺余力的嚴厲打擊下，在明知超載會損害自家車輛的情況下,，超載還是屢禁不止,、屢打不絕的根本原因。
顯然,，只有從根本上解決“不超載就賠錢”的怪圈,，超載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。頭疼醫(yī)頭,、腳疼醫(yī)腳的罰款方式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,。這些并不復雜的道理，難道有關部門就真的不清楚嗎,？筆者認為,，思想根源可能出在以下三方面。
首先是“懶人作風”,。要知道,，在源頭上解決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遠比對具體行為罰款復雜得多。比如對超載罰款,，收錢開票（有的甚至連開票都免了）可謂舉手之勞,，而要通過協(xié)調高速公路收費問題、油價問題,、運費等問題,，從根本上解決超載難題，就要涉及多個部門,，觸及多方利益,，工作的復雜程度絕非“罰款”可比。因此,，在一些人眼里,，有簡單的做法干嗎還要勞神費力地選擇復雜的呢？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,，但也不能說我不作為,。于是罰款就成為主管部門最慣用的管理手段。
再往深里剖析就是短期行為,。越是復雜的頑疾,，根除起來就越耗時間，很難短期見效,。如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只抱著“為官一任,，造福一方”的想法，熱衷于短平快的,，能迅速突顯政績的工程,，那么，要為官數(shù)任才能造福一方的長遠大計,，就不會有人愿意做了,。結果越是復雜、越是尖銳的矛盾,，就越容易被擱置或被掩蓋,。
最后，不排除在管理過程中,，有個別人動機不純,，把罰款當成生財之道。對他們來說,，治理超載不僅費勁,，沒有超載反而少了尋租的機會,。因此，他們樂得維持現(xiàn)狀,。
值得注意的是,，上述思維可能絕不僅僅存在于公路管理領域，這更是值得警惕的,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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