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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發(fā)生整整一個月以后,，撫州市委決定免去邱建國、蘇建國的職務,。這兩位宜黃強人此前分任該縣縣委書記和縣委副書記,、縣長要職。這次免職事件再一次把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宜黃事件推向第二個高潮,。與第一次風波不同的是,，宜黃問責贏得了廣泛的贊許。這樣的反應代表了此類事件的“中國式寬容”：盡管因公權(quán)濫用造成嚴重傷民后果,，輿論大嘩,，但一旦得到組織程序性的責任追究，不管追究到什么程度,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修復了被傷害的民意,。滿足如此容易，一是因為民意對政府的批評監(jiān)督帶有很大的善意,，不愿讓承擔社會管理責任的政府太難堪,；二是長期以來，因管理沖突而發(fā)生的官民糾紛,，板子打在官者身上的微乎其微(拆遷糾紛尤是),。這樣的寬容多數(shù)時候有利于和緩社會矛盾，使社會趨于理性,，但有時候也造成忍讓和退縮,，使問責走過場，讓戴罪之身的去職官員咸魚翻身,，甚而至于助長被問責事件的反彈,。
眼下，宜黃事件就出現(xiàn)了一定程度的“思想反撲”,。
近日,，宜黃縣政府一位官員投書媒體，對強拆自焚事件中的政府責任進行辯解,，認為強拆推動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,，而城市化發(fā)展帶來了“嶄新的中國”；指責媒體主觀臆斷,，“筆桿子殺人”,。這種言論有很大的迷惑性，代表了包括被免職官員在內(nèi)的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對宜黃問責的不滿,。當然,，出現(xiàn)這種與上級處理結(jié)果截然相反的論調(diào),，與問責事件本身的缺陷是有關(guān)聯(lián)的。
12日晚,，央視新聞1+1欄目播出專家訪談,，對宜黃問責的缺憾或者說疑點，做出清醒的反思,。節(jié)目認為,，宜黃問責既沒有對書記縣長的免職原因作交代，更沒有對強拆自焚事件的責任真相有任何說法,。這樣的問責“語焉不詳”,，必然帶來公眾和被處分干部的困惑。因為在事發(fā)之后不久,，撫州市委曾經(jīng)向新華社遞送過一個稿子,，當時市委的意見認為在整個拆遷過程中并沒有非法的地方。既然上級當時認為“沒有非法”,，現(xiàn)在決定中也沒有“錯在哪里”,，那如此嚴厲的罷官就可能讓被處分官員有“當了替罪羊”似的悲壯，讓公眾覺得“與其說是鐘家的勝利,，不如說是記者的勝利”,。
在這樣的氛圍中，出現(xiàn)為宜黃自焚事件,、為當?shù)芈漶R的官員“鳴冤叫屈”,，對自焚者的“自作自受”不寄予絲毫同情的“官員自白書”就一點都不奇怪了。
我們當然不能過于苛求剛剛在拆遷領(lǐng)域“祭刀”的宜黃問責,。比之其他一些地區(qū)的強拆傷民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的現(xiàn)狀,，宜黃上級組織的用心顯然是百姓樂見的，真如學者所言“雖不具歷史意義但有著風向標價值”,。但是,，我們絕不能滿足一時的痛快,。如果宜黃問責就這么“語焉不詳”地演變成一場危機公關(guān),，一次技術(shù)切割，而不在執(zhí)政的思想和價值層面做徹底的撥亂反正,，那么,，“強拆紅與黑”的爭論，不僅將繼續(xù)在基層一級干部中引起治理思維的混亂,、迷茫,，而且還會葬送此前因宜黃事件而積累起來的公民覺醒。
“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”,，這種言辭讓我們懷疑是不是出自一位政府官員的口中,，因為這和中央一貫倡導的“權(quán)為民所用,、情為民所系、利為民所謀”的和諧社會建設理念根本上就是背道而馳的,。這種畸形的執(zhí)政理念和發(fā)展觀,，值得我們深思，值得我們警惕,。
更為重要的是,，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，民主法治思想的普及,，民眾對權(quán)利的主張和維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,，這種進步是社會本質(zhì)的進步，理應受到包括法制,、政策,、理念、道義等社會規(guī)范在內(nèi)的文明體系所接納和尊重,。再像過去一樣無視公民個人權(quán)利,，隨意侵犯私有財產(chǎn)，不僅是執(zhí)政權(quán)的濫用,，也是公權(quán)力對國家法治秩序的破壞,。這樣的破壞一而再再而三，你來一下我來一下,，不要說建設新中國,，現(xiàn)有的國家大業(yè)也會給折騰完的。
不要以為宜黃官員上書叫屈只是個人行為,、個體思維,，它的背后，藏匿著以權(quán)力體系為代表的一些地方主政官員傲視民權(quán)抗爭,、迷信強權(quán)管治的強政思想,。這種思維不除，宜黃強拆,、宜黃悲劇還會重演,。這種思維不除，給我們帶來積極訊息的宜黃問責效應也會如過眼云煙,、曇花一現(xiàn),。
但是，看看宜黃問責的“欲說還休”,，宜黃官員的“反戈一擊”,，我們更加清醒地體味到，建設公平正義的法治社會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艱難,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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