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對多年罕見的全球性經濟衰退,幾乎各經濟體都采取了刺激經濟的應急措施。既然是應急措施,,自然不可持久,當世界經濟出現恢復常態(tài)增長的跡象時,,各國都在議論這些應急措施的“退出”問題。如果說,,中國能抗過這場衰退,,實現了既定的增長目標并率先出現恢復增長勢頭,主要是靠研判準確,、果斷出手刺激經濟措施的話,,那么在“退出”時,面臨的考驗將是能否以高超的藝術,,自如運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工具,。 正確運用宏觀調控手段的前提是對形勢的正確判斷。當美國次貸危機入侵實體經濟,,華爾街的精英們抱著裝有自己私人物品的紙箱子,,黯然離去時,幾乎所有的權威機構都認為,,一場幾十年,,甚至上百年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來臨了,。中國企業(yè)也從海外訂單情況清楚地感受到這場衰退,。由于“情況明”,中國能“決心大”,,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龐大公共資源和特殊的體制優(yōu)勢,,果斷出手推出經濟刺激措施。 俗話說,,“病來如山倒,,病去如抽絲”,。同進入衰退時陡然急降的形勢不同,世界經濟復蘇之路漫長曲折,。目前只能說,,前景依然撲朔迷離。即使世界經濟復蘇前景明朗化,,中國將遇到的外部市場環(huán)境能否恢復到衰退前水平也難下定語,。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則更為復雜,龐大的刺激措施,,保住了增長勢頭,,但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衰退前已經出現的結構失衡現象。這種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和外部的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,,大大增加了審時度勢的難度,。這就要求中國刺激經濟措施“退出”時要格外小心謹慎,逐步淡出,。 與市場體制比較完善,,經濟結構比較成熟的西方國家相比,中國刺激經濟措施的推出和退出時的政策目標要復雜得多,,因此在啟用和退出各種政策工具時要運用更復雜細膩的手法,。在崇尚自由市場經濟制度,堅決捍衛(wèi)私有制的西方國家,,特別是美國,,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是在防破產、保就業(yè)和防過熱,、反通脹之間抉擇,,而把發(fā)展什么行業(yè),壓縮什么行業(yè)的結構調整任務交給了自由市場制度,。因此,,衰退襲來時,為防止花旗銀行這樣的大企業(yè)破產,,美國政府動用千百億美元的公帑將其“國有化”,。危機過后,花旗性命無虞了,,當然可以毫不躊躇地撤資,,將其交還私人股東繼續(xù)去賺錢。 從官方媒體的提法中可以看出,,中國動用刺激經濟的財政,、貨幣工具之初的目標指向就是“保增長、保就業(yè)”,但很快就加上“促調整”的政策目標,。因此,,在當刺激經濟措施真的需要退出時,要仔細區(qū)分哪些政策工具僅僅能發(fā)揮一時的“保增長”效用,,而在“促調整”方面效用不大,,甚至有所掣肘,從而決定各項政策工具“退出”的輕重緩急次序,。此外,,對于尚未實現工業(yè)化,尚未完全進入現代化的中國經濟來說,,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,,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(新華社記者引述《華爾街日報》中文網站的評論說,“8%大體是政府認為要創(chuàng)造充足的就業(yè)增長,、保持社會穩(wěn)定所需要的最低經濟增速”),。在決定哪些政策工具要保留,哪些該退出時,,中國應該多一番思量,,即能從長遠方面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(fā)展模式的轉型,又能滿足“保八”的現實需要,。 經歷這場全球經濟大衰退后,,中國主要靠利用宏觀手段,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,,成功地實現了保增長,、保就業(yè)、促調整的政策目標,。筆者相信,,情況需要時,中國也能漂亮的“退出”,,從而讓自己利用市場手段調控經濟的藝術升華到更高水平,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