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說,，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人群還只是社會最底層,，那么更嚴峻的是,，以往被視為“準中產(chǎn)”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，也面臨著“轉正”無望的境地,。
去年深受歡迎的香港節(jié)目《窮富翁大作戰(zhàn)》，今年大年初六又開始播出續(xù)集《窮富翁大作戰(zhàn)II》,。一干出身豪門的參與者繼續(xù)進行貧民生活的真實體驗,。在這些體驗者中，既有事業(yè)有成的社會精英,，也有年輕的“富二代”,。
25歲的香港“富二代”周國豐在節(jié)目中擔任快遞員和賣珍珠奶茶的店員,，時薪只有24港幣(1港幣約合0.85元人民幣)，還不到今年即將實施的28元最低時薪標準,�,！吧蠉彙钡牡谝惶欤B續(xù)工作9小時,，但是掙來的錢卻不夠第二天的開銷,，最后只能吃一碗即食面果腹。
更難的還是找工作,。周國豐還嘗試以中五畢業(yè)生的學歷找工作,，卻發(fā)現(xiàn)最簡單的推銷員工作也要求2年經(jīng)驗。香港媒體披露,，周國豐最大的感受是：“80后”青年向上流動的問題在香港任何階層都存在,，“80”后不是懶散，也不是沒有事業(yè)心,。
上升無望的香港“80后”
就在這個節(jié)目開始播出的同一天,，香港東區(qū)法院對去年立法會周圍一起示威導致的沖突事件宣判，四名之前被控阻路的市民被判無罪,。但是,，裁判官也認為警員的處置沒有不妥，在判詞中表示被告是出于自己的理想,，但也要用合理的方式表達,。四名被告則表示法官并不完全了解當時的情況，自己的表達方式?jīng)]有不理性,。
這四位被告里有三位都是青年,，甚至有兩名“90后”。事實上,，自2006年的天星碼頭拆遷事件開始,，一直到去年的反高鐵運動，一批“80后”,、“90后”青年開創(chuàng)了被稱為“新社會運動”的時代：網(wǎng)絡的聚集力量,，另類甚至極端的表達手段，關注保育,、環(huán)保等社會議題,。也正是他們，讓“80后”在香港成為有人愛有人恨的名詞,。
這批青年的主體并非貧窮階層,，很多都是中產(chǎn)出身的知識青年，他們的訴求也往往脫離了個人的利益。香港的“80后”,，到底是上升無望的貧窮一代,，還是超越物質(zhì)的理想一代？
香港雖然經(jīng)濟發(fā)達,，但戴著“最自由經(jīng)濟體”的高帽,，也導致貧富差距較大——當然，這是與其同等經(jīng)濟水平的國家和地區(qū)相比,。香港的基尼系數(shù)已達0.43,，最富有的10%人口收入是最貧窮的10%人口的17.8倍。以收入中位數(shù)計算,，全香港貧困人口超過123萬,，約占總人口的18%。
可能許多人不知道,，在香港,，至今仍沒有工作時限制度，最低工資制度則要到2011年5月才開始實施,。在經(jīng)過激烈爭論后,，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28港幣，而現(xiàn)在僅在連鎖餐飲業(yè)就有數(shù)萬人的工資遠低于此標準,。
一位工會人士告訴《世界博覽》特約記者,，即使按照28港幣的最低工資，一名工人每天工作9小時,、每月26天,，收入也無法達到綜援(相當于內(nèi)地的低保)的標準。
如果說,，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人群還只是社會最底層，那么更嚴峻的是,，以往被視為“準中產(chǎn)”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,，也面臨著“轉正”無望的境地。
香港青年中受過�,？埔陨辖逃谋壤龔�1996年的18.5%上升到2006年的30.6%,，達到27萬人，但是他們的收入相比前輩卻一直在減少,。根據(jù)香港政府公布的數(shù)字,，香港整體雇員收入在過去十年里增加了9.4%，從1997年的9600港幣上升到2008年的1.05萬港幣,，但是20歲～24歲青年的收入平均數(shù),，卻從1997年的8200港幣下降到2008年的7500港幣。
收入下降的同時，生活成本卻在持續(xù)上升,。如同大陸一樣,，房價成為香港年輕人的最大負擔。香港房價雖然在1998年曾經(jīng)有過大跌,，此后,，也就是多數(shù)“80后”開始陸續(xù)成家立業(yè)的時候，卻持續(xù)上升了超過七成,，來自內(nèi)地的熱錢更加劇了這種上升�,，F(xiàn)在，香港市區(qū)的房價至少都在每呎(11呎等于一平方米)5000港幣以上,，一套蝸居也要幾百萬港幣,。
所以，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也曾承認,，近十年來,，香港中間以上階層向上爬升的空間在縮小，年輕人收入的增長跟不上家庭負擔的增加,，他們的不滿有一定合理性,。
不僅僅是錢的問題
當經(jīng)濟問題成為社會問題，其背后必然有制度的深層原因,。
梁振英是下一屆特區(qū)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,，另一位熱門是現(xiàn)任行政司長唐英年。唐英年不久前因為批評“80后”的社會運動青年“剛愎自用會車毀人亡”而遭到一片譴責,，但其實如同許多政界人士一樣,，唐英年本人也不是沒有表示過對“80后”的理解。他忽然出此激烈言語,，自然有其用意,。
就如同主張最低工資應定到20元而被譏為“張廿蚊”(粵語“元”稱“文”或“蚊”)的某議員，坦然做到“笑罵由你笑罵,，好官我自為之”,。因為他本非由選民選出來的，自不必向民意負責,。
這并不是說特區(qū)政府不知民意,。恰恰相反，香港是民意測試搞得最頻繁的地方,，每周都有機構給每個官員和政黨打分,，起起伏伏。但沒有現(xiàn)代的治理制度,，這種民意指向最多就是如同澳門那樣搞一些分糖式的福利,，而真正去解決經(jīng)濟社會結構的問題是不可能的,。
目前，香港針對“80后”的批評,，大多是從經(jīng)濟角度出發(fā),。其核心邏輯就是：社會穩(wěn)定，人人努力,，經(jīng)濟就能發(fā)展,，每個人就能得益。
這個邏輯出現(xiàn)在很多場合：拆除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,，是為了促進經(jīng)濟,；撥款修建高鐵，是為了促進經(jīng)濟,；政府總部原址開發(fā),，是為了促進經(jīng)濟；就連申辦亞運會,，也要首先說到經(jīng)濟效益,。
但香港青年對此并不買賬�,！皩懺诩埳系臄�(shù)字并不等于經(jīng)濟發(fā)展,，更不等于好生活，”一位菜園村關注組的青年這樣說,。
由高鐵引發(fā)的社會爭議,，以一個小小的菜園村的拆遷為焦點，已經(jīng)持續(xù)了一年多的時間,。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可以看到有關菜園村的消息：村民和志愿者到政府總部請愿,，村民與拆遷隊對峙，志愿者與施工人員發(fā)生沖突……
雖然如同在內(nèi)地一樣,，也有人指責菜園村最后一批不愿意搬遷的村民“貪得無厭”,，但是事實卻是：許多“菜園村關注組”的成員并非本地居民，他們不會從拆遷中得到任何利益,。而菜園村當然也不像天星碼頭,、政府山那樣具有“集體記憶”的價值，即使有也是將來的事了,。
那么，為什么,？
一個原因當然是將其當作反對盲目興建高鐵的象征,。高鐵建設到底能給香港帶來多大利益已是眾說紛紜，支持者與反對者都有論證,。但對于許多“80后”來說,，他們需要的已經(jīng)不僅僅是“什么”，而是“為什么”、“為了誰”以及“怎么樣”,。
菜園村村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“多少錢”,，他們是想保持自己辛勤耕作的生活，他們也同意搬遷,，但在能重建起一片菜園之前,，他們不愿原來的菜園先被毀掉。這種選擇是否“理性”自然可以討論,，但其價值卻是無法比較的,。
同樣是在正月初六，因為一位匿名人士出資替菜園村村民買下了新菜園村的路權,，使得菜園村收地有望獲得進展,。“可是當初政府決定建設港鐵的時候,，作了那么多有關回報的計算,，就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更細微的問題嗎？”前面提到的青年這樣說,。
如果經(jīng)濟的參天大樹是建立在個體價值的廢墟上,，就很難相信其果實能為眾人所分享。從這個角度出發(fā),，就可以理解許多“80后”青年的抗爭邏輯,。
這個問題其實不僅是香港的問題。就在萬里之外的突尼斯,，也曾是經(jīng)濟持續(xù)增長,，走上街頭的也是“80后”。事實上,，同為四小龍的韓國,、中國臺灣更早就遇到過這個問題，只不過它們解決了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