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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機時代的主線是中美合作共發(fā)貨幣，后危機時代的主線是中美競爭出口產品,。
為經濟問題焦頭爛額的奧巴馬,，2月3日再提人民幣匯率問題。他表示，美國需要監(jiān)測其他國家的外匯政策,，確保他們不會使用貨幣貶值方式獲取不公平的優(yōu)勢,。奧巴馬談到，匯率問題是我們面臨的一大挑戰(zhàn),，它必須通過國際社會來解決,，我們要確保美國產品價格不會被人為抬高，其他國家產品價格不會被人為壓低,，確保我們不會處于顯著的競爭劣勢,。顯然，奧巴馬認為,，美國出口之所以前景不妙是因為中國等國有意壓低匯率,，獲取低價優(yōu)勢。
面對歐美各國施加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,，中國從政府到經濟學家全都不為所動,，主張人民幣匯率穩(wěn)定，這樣才能為世界經濟的穩(wěn)定做貢獻,。
匯率之爭背后是實體經濟之爭,。當美國經濟面臨嚴重阻礙時，最便捷的辦法是找到成長性看好的經濟體,，以前是德國,、日本，現在則是中國,，逼迫這些國家的匯率升值,，通過金融戰(zhàn)鞏固超級經濟帝國的地位。中國不是日本,，美國多次逼迫依然無動于衷,，美國有些急紅了眼。
可怕的不是奧巴馬下
“匯率戰(zhàn)書”,，而是中國經濟存在體制性障礙,。中國之所以在危機發(fā)生以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(wěn)定，正是內部經濟虛弱的表現,，擔心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與產業(yè)空洞化的覆轍,。事實上，中國自匯率改革以后一度以較大幅度升值,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,，2月4日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.8270,。按照匯改時8.11的匯率計算,，匯改以來，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已達到15.83%。
人民幣匯改以后,，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現象讓經濟界人士從心底升出涼意,。首先出現的現象是從2006年開始，沿海企業(yè)成本增加,，有企業(yè)陸續(xù)關停并轉,。而且,，一度被視為中國產業(yè)升級,、騰籠換鳥契機的沿海民企倒閉，并沒有如愿出現產業(yè)升級,，反而造成大量農民工失業(yè),，金融危機爆發(fā)后到達失業(yè)尖峰。這讓理論界退回出口至上的陣地,，說句糙話是“沒有金剛鉆,，不攬磁器活”。既然中國的勞動力素質,、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能力,、某些體制透明度不達標，通過提升匯率促進產業(yè)升級無異于自殺,。
中國出口與投資導向型的經濟有兩大訣竅：一是以低價壟斷中低端消費品市場,；二是以低廉的資本不斷提升產能。許多人對于中國攤大餅式的城市發(fā)展耳熟能詳,，中國的經濟發(fā)展模式也是攤大餅式的,，而不是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提升式的。高端制造市場是德國,、日本的天下,，金融品與科技創(chuàng)新是美國人的天下，奢侈品制造是紅酒中泡大的法,、意等歐洲人的天下,，中國未來的增長點何在？一旦失去低端制造市場,，中國城市化進程戛然而止,，尚在工業(yè)化初級階段的中國會比日本悲慘。
此外,，如果人民幣升值,，歐美金融機構可以借機收割一次財富，而后可以通過加大對中國的出口平衡他們的資產負債表,，對于歐美才是利莫大焉,。不然歐美不會一次次喊話，不會一次次制造貿易摩擦與外交糾紛，逼迫中國升值,。
關于匯率升值有一正一反兩個案例可供選擇,。一是德國的例子，德國的匯率政策從來都是主動權在握,。二戰(zhàn)后,，德國經濟高速發(fā)展，整個上世紀50年代至1966,、1967年,，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%，出口迅猛增長,，近乎充分就業(yè)（失業(yè)率跌至0.7%）,。“經濟奇跡”時代之后,，德國出現滯脹期,，加之在70年代遭遇美元走弱、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的沉重打擊,，1973年德國痛下決心采取浮動匯率制,，從1960~1990年，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.17∶1升值到1.49∶1,，期間累計升值了1.79倍,，幅度超過日元。但在1987年,，美國要求德日貨幣貶值時,，德國堅定說不。德國政府對國內經濟形勢的判斷,，與以通貨膨脹為貨幣政策風向標的決心從未動搖,。
相形之下，日本處處被動,，在逼迫之下被迫升值,，在逼迫之下被迫貶值，為了怕影響出口對貨幣開閘放水,，造成巨大的泡沫,，從無真正主動的貨幣政策，終至不可收拾,。今年日本汽車業(yè)爆出的質量丑聞如果不能妥善處置,，將是泡沫經濟后對日本高端制造的毀滅性打擊。表面上,，日元是自由浮動的國際匯率,，實則如提線木偶被日美兩國政府操縱于無形,。
人民幣匯率遲早會自由浮動，這是中國企業(yè)生產效率提升,、是產品質量提高,、是擁有獨立政策的必備條件。但前提是,，中國的經濟與行政結構的調整在核心地帶取得成功,，而調控的主動權完全在中國自己的手中，而不是像日元一樣成為美元的傀儡,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