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地“兩會”紛傳上調最低工資標準,，這是本報昨天刊出的一篇報道,。從報道中可知，江蘇,、北京,、浙江、重慶及廣州等地,，有的已經上調,，有的正在醞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。
各地近來頻頻傳出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,，這當然不是一個巧合,。在新的一年開啟之時，各地政府借助上調最低工資標準,，釋放出了提升工人收入的政策信號,。不過，此事首先是一個經濟現(xiàn)象,，也釋放出了經濟意義上的信號,。
猶記得，在2008年中國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,，政府相關部門出臺一系列應對政策,，其中為了緩解企業(yè)壓力，暫緩了企業(yè)最低工資標準的向上調整,�,？v向來看，這是企業(yè)最低工資標準在經歷了數(shù)年的提升之后首次遭遇“暫緩”指令,。此舉的意思很明顯：保經濟增長必須要靠微觀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,，而在經濟困難的階段中，企業(yè)與員工一起“過冬”,，攜手闖關,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
短短一年之后,，中國經濟形勢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,，首先是“保八”目標順利完成，通過經濟數(shù)據(jù)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明顯回暖,；其次是國人對于中國經濟的信心大增,，在經歷了一次危機之后，變得更冷靜而理性,。在危機當中,，信心比黃金和貨幣珍貴,，在后危機時代，信心同樣比黃金和貨幣珍貴,。
宏觀經濟的回暖,，體現(xiàn)在微觀層面，信號也是十分明顯,。1月26日的《廣州日報》一篇報道題為《1月訂單已夠全年開工》,，清晰地描繪出珠三角地區(qū)出口加工企業(yè)形勢大為好轉的景象。該報記者在走訪珠三角外貿重鎮(zhèn),，深入企業(yè)生產一線之后,，得出這樣的結論：新興產業(yè)訂單增長迅猛，新興市場訂單突增,，有些企業(yè)1個月訂單已夠全年開工,。同時，招工緊張問題也凸現(xiàn)出來,。
珠三角的情形,，是中國經濟整體復蘇的一個縮影。而經濟形勢的上行,，推動了各地針對企業(yè)最低工資標準采取上調舉措,。某種意義上，一些地區(qū)招工出現(xiàn)緊張問題,，則成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直接推動力,。
從政府的角度來看，無論地方政府主動提升,，還是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被推動來提升最低工資標準,，其用意都是清晰無疑的。正如本報所報道的,，即使政府不主動上調,，實際工資水平也已經提高。上調之舉,，則是給企業(yè)在工人薪酬問題上以制度化的約束,。另一個不能忽略的背景是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,，提高工人收入,，將對政府推動的擴大內需戰(zhàn)略起到直接而明顯的促進作用。
我們已經知道,，最低工資標準是一種兜底的行為，是政府對勞動力價格進行管制的一個結果,。有些時候,，這種人為管制可能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,。但是，出于對一定的社會道德標準的追求,，作為次優(yōu)選擇,，各國政府大多實施這一制度，以保障收入低微或不穩(wěn)定的工人最基本的生活,，維護社會安定,。
還應看到,，目前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總體偏低,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(fā)布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》報告,，報告認為,，按照國際上通用的社會平均工資法,，月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40%～60%,，而目前中國所有地區(qū)的最低工資的上限僅為平均工資的43%左右,，平均水平則明顯低于40%的下限,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，維持最低工資標準不變,，看似有利于企業(yè)，但是這不利消費市場的擴大,，進而觀之,，也不利于企業(yè)的生產。
由此可以看出,，之所以說在各地“兩會”召開之際,，紛傳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不是巧合，正是因為政府的訴求與經濟規(guī)律的作用,，都指向了中低收入勞工分享中國經濟復蘇,、發(fā)展的果實，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,。若從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,，增加勞動性收入，特別是中低收入勞動者的勞動性收入,，也是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關鍵之一,。
其實，近年來,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容易引發(fā)爭論的問題,。在經歷了許多次的理論爭執(zhí)之后，很多人意識到,，無論從維護勞工權益角度出發(fā),，還是從擴大內需戰(zhàn)略的訴求來看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一個政策手段,，能夠發(fā)揮應有的作用,。當然,，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，在技術層面較為復雜,。因此,，各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，當尊重地方的實情,，調多調少,，決不該是“一刀切”的事情。
有觀察者指出,，脫離中小企業(yè)的生存環(huán)境來談是否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,，其實是個偽命題。這是一個很有道理的看法,。理由簡單：皮之不存,，毛將焉附？最低工資標準往往跟中小企業(yè)更多地聯(lián)系在一起,，從政府的角度講,，盡量改善中小企業(yè)的生存環(huán)境，也是促使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最終產生實效的保證,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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