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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泰君安“天價薪酬”事件在媒體的窮追猛打下有了最新進展：作為國泰君安國有資產管家的上海國資委緊急開會專題研究，但沒有對外發(fā)表任何看法,，而國泰君安也再次對媒體進行所謂“事實”的澄清,，但似乎仍然澄而不清，事情的真相需要當事人更多的真誠和面對,。不過,，就事件本身而言，即使沒有奧巴馬“限薪令”的參照,，沒有經(jīng)濟危機的外圍語境,，一個國企動輒平均百萬年薪的合理性根本無需太多筆墨的論證。其實,，在2009年1月24日,，財政部就下發(fā)了《關于金融類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(yè)負責人薪酬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》，特別強調“要堅決防止脫離國情,、當前經(jīng)濟形勢,、行業(yè)發(fā)展以及自身實際發(fā)放過高薪酬”。
《通知》的背景非常值得玩味：不僅有金融危機下過緊日子的考慮,，據(jù)消息靈通人士透露,，更有最高層對之前中國平安(601318,股吧)高管“天價薪酬”事件的內部批示。然而,，我想說的是,，無論國泰君安也好,，中國平安也罷，薪酬的高低只是貨幣的一面,，貨幣的另一面,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：這么高的薪酬，難道真的是出于激勵的考慮嗎,？
誠然,，我們從來不否認激勵機制的重要性，機制設計理論業(yè)已證明,，激勵是人類一個世紀以來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,，在某種程度上更可以視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的主要經(jīng)驗。正是出于對激勵機制的呵護,，在奧巴馬發(fā)出對華爾街高管的“限薪令”之后,，引發(fā)了業(yè)界對限薪企業(yè)人才流失和企業(yè)自主經(jīng)營的擔憂。然而,，對于中國的國有企業(yè),，特別是金融企業(yè)而言，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的是,，支撐“天價薪酬”的公司治理要素是否具備,。
拿國泰君安為例，一年32億,、人均高達100萬元的薪酬支出,，在中國金融企業(yè)其實非常普遍，國泰君安只是一個被暴露在陽光下的典型而已,，絕非特例,。因此，我們更希望用“國泰君安們”來強調問題的普遍性,，也就是說,，回答國企“天價薪酬”的合理性，應該用體制來回答,，而不是僅僅限于對個案的質疑,。就中國金融企業(yè)的薪酬而論，公司在治理方面的天然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：其一,，在一個以“任命制”為主的人事模式下,，對高管進行激勵，制度的合理性何在,？既然是任命制，高管的任免完全取決于政府主管部門而非市場的業(yè)績,，中國很多國有大企業(yè)都是如此,，畢竟搞得有點競爭力的國企并不多,。在任命制下，一個本來月薪只有數(shù)千的公務員,，卻因上級部門的任命搖身成為企業(yè)高管,，一下子成為合法坐享數(shù)百萬年薪的高收入者，這以華夏銀行(600015,股吧)目前在任的監(jiān)事會主席最為典型,。
其二,，高管的薪酬決策程序經(jīng)不住公眾的考問。大多數(shù)企業(yè)的外部業(yè)績考核機制不健全,，缺乏量化標準和硬約束,，導致業(yè)績考核流于形式。在公司治理上最典型的特點是“內部人控制”,，也就是說,，高管的薪酬名義上由股東決定，由董事會決定,，甚至由所謂的“薪酬委員會”進行考核,，但事實上都是公司高管自己說了算，這也具有相當?shù)钠毡樾�,。正因為如此,，國資委、財政部出臺一些限制高管薪酬的政策,，不是沒有任何必要,，而是非常有必要。比如,，在國泰君安的“天價薪酬”被媒體曝光后,，我們沒有看到作為公司股東的上海市國有資產管理公司、匯金公司等作出任何反應,。這樣,，在股東的信托機構經(jīng)常缺位的情況下，制定薪酬完全就成了高管們的“自娛自樂”,。
第三,，高管薪酬非常不透明。在媒體披露國泰君安的薪酬之后,，國泰君安于2月4日公開進行回應,，要點有兩個：一是32億元只是一個計提數(shù)，不是實際發(fā)放數(shù),；二是強調證券行業(yè)是周期性行業(yè),，薪酬政策普遍實行以豐補欠原則。這個回應,，事實上根本回避了公眾最關注的問題：那就是在32億元的薪酬里,，高管們拿走了多少,？這是問題的本質和核心，而且作為一個國有企業(yè),，有義務向公眾披露這個事實,。至于“發(fā)放”和“計提”，不過是發(fā)放時間有差異,，但并不能否認高達32億元這個基本事實,。
以上三個天然缺陷的存在，決定了中國國有控股的金融企業(yè)的“激勵機制”完全淪為“偽激勵機制”,，也就是表現(xiàn)為要么對不該激勵的人激勵,，要么不顧事實打著激勵的旗號搞天價薪酬，這不僅僅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,，更會造成企業(yè)機制的扭曲和公平的完全喪失,，而這種“偽激勵”比不激勵更戕害公平和正義。因此,，在中國當前的特定語境下,，高管們的薪酬復雜性遠非美國華爾街可以比肩，國有企業(yè)高管的薪酬不僅有超越國情的“畸高”問題,，更有“內部人控制”,、股東決策和公眾知情權喪失情況下的“偽激勵”問題，而“偽激勵”無疑是最大的不正義,。
因此,，在當下，對國企高管薪酬進行規(guī)范,，其必要性自不待言,，只要“任命制”存在一天，這樣的限制和規(guī)范恐怕就不可少,。但政策的著力點不僅僅要關注脫離國情的“天價薪酬”,，更要關注體制性的“偽激勵問題”。就國泰君安的“天價薪酬”事件,，我們期待的不僅僅是阻止“不正義”激勵的發(fā)生,，更期待真相，期待國泰君安將細節(jié)公之于眾,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