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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學三年級學生小雨(化名)礙于情面替同學參加考試,，結果被學校開除。他不服學校的處分,，向北京市教委申訴被駁,，于是一紙訴狀將市教委告到北京西城區(qū)法院。庭審中,，小雨的代理律師稱,，校方作出的開除學籍處分，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小雨的受教育權利,；而北京市教委代理人認為,，替考是一種嚴重的作弊行為，雖然小雨平時表現(xiàn)較好,，但這并不能抵消他的違紀行為,，校方作出的開除學籍處分，沒有剝奪學生的受教育權,，而是行使學校的管理職能,。據(jù)了解，小雨已經報名參加了高考復讀班,，準備參加高考,。
類似消息,，最近幾年來時常見諸報端，而爭議點,，也集中在“開除是否剝奪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權”這一問題上,。
按照大學的校規(guī)，因考試作弊而被開除,，應無爭議,，就是國外大學，也是如此,。那么,，為何在我們這里，作弊被開除,，卻是一個涉及受教育權的爭議話題呢,？這就要分析我國的基本教育制度和高校的管理制度了。
國外大學都有通過立法機構審議通過,、具有法律效力的《大學章程》,，這是大學的辦學“憲章”，所有校規(guī)都必須照《大學章程》制訂,。反觀我國大學,，雖然1999年實施的《高等教育法》明確規(guī)定，大學必須有大學章程,，但到目前為止,，沒有一所大學有真正意義的《大學章程》，高校的校規(guī),，行政色彩很強,，也十分隨意。
由此造成在不同階段,、不同環(huán)境下,，對同樣的違反“校規(guī)”的行為，懲處力度卻不相同,。比如,，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，有的高校對作弊,，最多是記過處分,，且在學生離校時撤銷，后來隨著對作弊現(xiàn)象的重視,，才加大了處罰力度,。而為何加大,，加大到何種程度,，并沒有通過師生的討論,、聽證，而由校方行政機構單方面決定,。這種校規(guī),，遭遇爭議，幾乎不可避免,。
我國大學管理,，有兩個明顯的困境。一是雖然學生在高考時可填志愿選擇大學,，但事實上,，學生并沒有選擇權，只能按高考的分數(shù)高低,，被動地被大學錄取,。學生和高校之間，是法律上的“行政許可”關系,，對通過高考錄取的學生,，高校必須承擔保護他的受教育權的法律責任。而國外大學,，實行自由申請入學制度,，學生和高校的關系是契約關系，學生違反契約規(guī)定,，當然可以不履行契約,，比如開除學生。
二是如果一名學生在求學期間被退學或者開除,，幾乎就等于被剝奪受教育權,。表面上看，這個學生被開除之后,，還有機會重新參加高考,，還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，但如果在大三,、大四被開除,、退學，必定導致三四年的青春時光浪費,。同時,，他還背上了被處分的名聲，重新參加高考,，能不能被高校再次錄取,，也還是未知數(shù)。而國外高等教育普遍實行自由轉學制度。也就是說,，一個學生因各種原因被淘汰之后,，他有機會申請、轉到其他大學就讀,，一所大學的開除,，并沒有導致這名學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。我國的這種管理制度,，本質上造成一個學生的被淘汰,、退學、開除,，成為敏感事件,，學生退出機制嚴重不健全，矛盾重重,。
對于小雨來說,，假如我國也有這樣的制度，那么,，他就得接受契約規(guī)定被處罰,；同時，在被開除后,，他可以用過去三年的大學學習表現(xiàn),，再去申請一所普通大學，或者高職高專,，其學分也得到認可,，而根本不必回頭重新高考，從大一開始重上大學,。
面對這一難題,，大學有兩個選擇：
其一，通過立法程序,，制訂《大學章程》,，在《大學章程》框架內，制訂師生接受的校規(guī),；同時,，建立自由申請入學制度和自由轉學制度，給學生在受教育過程中提供選擇權,。在這種環(huán)境之下,，再嚴格執(zhí)行校規(guī)，就沒有這樣的法律糾紛,。
其二,，如果沒有依據(jù)有法律效力的《大學章程》辦學,，我國大學也沒有自由申請入學制度、自由轉學制度,，大學就必須謹慎地使用“退學”,、“開除”手段來懲罰犯了錯的學生。在自由申請入學制度,、自由轉學制度沒建立起來之前的相當長時間里，大學都應該依法保障學生的受教育權,；簡單將違規(guī)學生開除,，只能增加對學生不負責的負面形象。
從目前情況看,，我國大學沒有自由申請入學制度和自由轉學制度,，也沒有大學章程，因此,，對學生動輒開除,，是不合情理，也涉嫌剝奪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受教育權的,。這與是否嚴懲作弊無關,。大學如果要嚴厲處置作弊學生，當務之急,，不是拿起開除武器,，而是反思自己為何一直沒有《大學章程》違法辦學到現(xiàn)在，著手立即制訂并通過立法程序頒布《大學章程》,，同時,，建立高等教育市場機制，允許學生可自由選擇大學,、可隨時轉出大學,。在這種環(huán)境下的嚴懲，才是對受教育者真正負責,，也讓公眾信服的,。
（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） |